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安倍晋三，这位几乎“不依据可靠的知识，而以瞬间的印象作画”的“印象派”人物，正在事实上将他外祖父当年未尽的理想逐步实现。当然，对一些把安倍的外祖父视作为神一般的存在，认为正是由他一手奠定了日本60年代经济腾飞的自民党人而言，安倍如今的行为可谓是“守得云开见月明”，终于让他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不管是骂安倍的还是赞安倍的，一些前提性的问题总得搞清楚。比如安倍的外祖父真的与当年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有关么？若真的有关，一个曾经的甲级战犯嫌疑犯，不过才当了三年的首相，最后因为强推“美日安保条约”的修订而被迫辞职，是如何保障了他下台后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这里面的能量运作方式是如今的安倍首相能够模仿的么？或者，一个更简单、也更符合21世纪审美趣味的质疑：作为一枚典型的处女男，安倍晋三，他真的能与他的外祖父——一只彻头彻尾的天蝎所具有的能量相提并论么？
在“星座”尚未被纳入中、日民俗学研究范畴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当然不会从类似如今百度灌水人气排名第一的“天蝎去死去死吧”等，感受到身为一枚天蝎男可能引发的人们的集体怨念，以及因为这份怨念而触发的对其进行口诛笔伐，乃至自我勉励、发愤图强的动力；人们只是很单纯的讨厌这个人，讨厌他的极度嚣张和独裁倾向，所以会上街游行、高呼促其下台的口号。但是，与中国人民宣布不理睬他，并真的可以做到将此人彻底扫入历史的垃圾桶不同，日本人民在把他轰下台的同时，却送了他一个外号——“妖怪”。在有“怪力乱神”传统的日本，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用来骂人的词语。
大概除了非洲以及大洋洲上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部落，这个世界上恐怕再不会有第二个国家如同日本那样，对神灵鬼怪般的事物充满如此复杂的心理，以及，对几乎所有形式的封建迷信活动都保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在接受“塞先生”晚过日本很多年的中国人民眼里，大概最看不懂日本的地方就是，不知道这个国家的人是出于一种怎样的心理，一边培养着全亚洲最多数量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一边把身负无数人血债的战犯牌位供放在神社里，然后时不时就由官员领着浩浩荡荡的一群人前来拜谒；而且还是官来的越大，围观的民众越来的兴奋，好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做官的、围观的才能获得一种由神（或者鬼？）赐予的能量。
自民党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的历史从安倍的外祖父开始。但值得注意的是，自从1959年靖国神社开始祭祀二战乙、丙级战犯后，这个被称作为“昭和之妖”的男人，不管他嘴上怎么支持别人参拜，他自己好像就没什么兴趣再去这个鬼地方逛了。这里面的原因值得我们探究一番：以天蝎座一贯的审美趣味来看，他们的确会对这种隐没在树林之间阴气环绕连香都不烧一根的地方感兴趣；但他后来为什么不去了？难道是因为本身的甲级战犯嫌疑犯出身，会让他的参拜再度惹上战犯的疑云？还是因为这里面的故人太多，搞不好有那么几位还是由他的供词最终送他们上路的，所以再次见面，总免不了几分尴尬？
当然还有一条理由颇可以获得学术方面的支持。根据日本民俗学创立人柳田国男的观点：“妖怪喜欢和普罗大众打交道……而且总是想让人见到自己后受到惊吓”。以安倍外祖父的智商，他当然明白在里面还没有什么故人的时候他是可以靠与死人打招呼的方式吓唬吓唬其他活着的人，但要是里面认识的人太多，谁吓唬谁就是个问题了。
就像所有的民间传说星座常识都或多或少包含了符合人类历史经验的部分，柳田考证出日本的妖怪具有强烈的破坏欲以及隐蔽自己的这一特点，不仅符合了长期以来人们对天蝎座的认识，而且也完全吻合人们对安倍的外祖父，乃至他自己对自己的认识。作为曾经东条内阁最出风头的商工大臣却能成功逃脱掉战后的审判，最后摇身一变成为影响战后政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妖怪”，自我感觉相当良好的他写过不少对过往的经历回忆总结的文章，其中颇为著名的、也是他的第一篇自传，标题为——
“岸信介：我的反骨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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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反骨
“反骨”这个词，在日本的语境下不是什么坏词，不然像岸信介这种带有严重自夸倾向的人是不会用的；但这个词用在他身上倒也没什么违和感，因为“反骨”就意味着极端和打破常规，在具有星座常识的人们的脑海里，还有哪个词比这个词更能准确概括出天蝎座的性格？
在还在东京大学念书的时候，岸信介的“反骨”便已有所显露。当时，正值日本思想最混乱的大正时期（1912～1926）。也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原本还其乐融融的日本学术界就突然分裂了。左右派天天在吵架，从学术界的最核心区域一路吵到学术界的最边缘地带。不过相较于边缘地带重在参与的性质，核心区域内的法学界，尤其是与“国家的根本问题”密切相关的公法学界，很早便明确了左右派的分歧点，并且确立了由左派一手遮天的绝对优势。日本语境下的“左派”即“自由派”，言必称日本必须全面西化，必须建立完全西式的宪政法治民主自由、司法独立、三权分立等。
也就在这个时候，听了一年课，总算搞清楚整个学术界吵吵嚷嚷的实质以及各派的力量对比后，与大多数同学决定紧跟学术界的头面人物、立志要做西方宪政在日本的传声筒不同，一年级成绩排名第一的岸信介居然选跟了当时已成为学术界反面人物、享有“御用文人”称号、在圈内基本孤立无援、身为“官僚派”学术领袖的东大宪法讲席教授上杉慎吉，并且进入了他门下的周四读书会。“官僚派”即日本语境下的“右派”，强调必须审慎地对待西方宪政思想，必须坚持日本的本土资源。
但没过多久，岸信介又退出了上杉的周四读书会，宣布上杉的这些学生尽在胡扯，除了愤青和溜须拍马外几乎一无是处。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这样一种显然冒犯教授的行为，似乎并没有让后者产生任何不快；相反，上杉慎吉几乎在最短的时间内便作出了一个对所谓的学术领袖而言可谓异常重要的决定：他要把自己在东大的讲席教授之位传给岸信介。
令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的是，岸信介拒绝了。他居然拒绝了东京大学宪法第一讲席教授学术继承人的位置，说自己不适合做学者。然而这并没有使他的导师改变初衷，上杉放弃了寻找其它继承人的努力，继续往岸身上倾注他所有的心血，并且认定岸总有一天会像当年的他一样“回心”。但岸信介最终还是离开了他，离开了学术界，这也导致没有了继承人的官僚派嫡系在学术界的绝灭。
这是轰动一时的新闻，但从岸信介一生的“反骨”经历来看，这还仅仅是开始。
与绝大多数日本政治人物只活跃于20世纪一个时期（要么战前，要么战后）不同，岸信介政治生命的长度几乎涵盖了整部昭和史，以至于一本书都可能无法完整记录他的各种特立独行、出人意表乃至狗血淋漓的“光辉事迹”。奈何本文的重点并不在论述“事迹”本身，所以这里只点出几件重要的事。
首先是岸信介对第一份工作的选择。按理，以岸信介的毕业成绩以及在东大作为顶尖学生确立下的声望，他完全有资格选择任何热门的政府机关作为仕途的起点，比如东大历代优等生都较为钟意的内务省（类似中央办公厅）或大藏省（类似发改委）。但让所有人都再次大跌眼镜的是，被视作为人中翘楚的岸信介居然看上了一般只有二流人才会选入的农商务省。
其次是在商工省（由农商务省分立而出）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于1936年辞职前往“满洲”，这显然又是“活的不耐烦”的天蝎能量集中展现的时刻。因为当时的报纸已对“满洲”地区共产党游击队和军阀部队在各地的“出没”情况作了详细的报道，加上关东军心狠手辣的传闻，文官去那里不仅仅是“流放”的问题，很有可能就是去送死。所以，当关东军来到东京各机关想讨点人才前往“满洲”的时候，不管费了多少口舌，大家基本上都在装聋作哑。但令人们再次料想不到的是，被赞誉为“官僚界首屈一指的天才”，刚坐上商工省局长位置不久的岸信介居然主动表示要前往“满洲”支援当地“建设”。而且从他当时为此事所做的准备来看，他谋划这件事应该已有一段时间了。
研究岸信介的日本学者大都同意在“满洲”待的那三年正是岸信介发迹的起点，是他从一个官僚成长为一个政治人物的关键时期。但以当时的情况来，除了那些脑袋真的进过水的法西斯军人和一些因为生活窘迫而被迫充当炮灰的小朋友，像岸信介这种日本最高学府出来有文化有脑子在日本国内又有繁花似锦前程的人，绝少会出现在战争的前线。所以也是应了一句老话：“人能够出来，总是有点道理的”。
当然岸信介能够最终脱颖而出还是跟一个人脱不了干系，此人便是后来成为日本法西斯政权头目的东条英机，时任关东军参谋长一职。两人在“满洲”结下的“深厚友谊”（天蝎＋摩羯＝生财有道？）使得后者在升迁为陆相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岸信介调回东京。此后不久，岸便当上了东条内阁的商工大臣，负责整个战时的统制经济，包括指挥军需生产和战争物资的调配。但令所有人都再一次、再一次感到震惊的是，正当人们都认定两人穿同一条裤子的时候，岸信介突然和东条闹翻。据说是因为对塞班岛一战存有分歧，又说是因为职务上的调整使岸信介心生不满，总之在战事即将进入到日本全面溃败的边缘地带，岸信介的天蝎能量又再次爆发了。他不惜以拒绝辞职的方式逼迫东条内阁进行了总辞职。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在当时的背景下，造反最高军事首领意味着拿自己的性命在开玩笑。
但这也恰恰显示出了“妖怪”所具有的实力——就在东条作为甲级战犯被绞死的第二天，岸信介反倒从关押他三年的巢鸭监狱里出来了。
此后，日本政局进入到了战后时态，而岸信介的“反骨”故事也由此进入到了最高潮时期。
1957年，岸信介以一种相当莫名其妙也十分天蝎的方式继任了首相的位置。说莫名其妙是因为：第一、本来轮不到他当首相，尽管他也算自民党的创始人之一，但以资格论，排在他前面的还有好几人，奇怪的是1956年前后这几人不是死了就是病了；第二、正当所有人都认为岸信介当定自民党总裁时，他居然被选了下来（第一轮选举，他的得票数遥遥领先第二、第三名；第二轮选举，第二、第三联合起来用7票的优势把他打了下来）；第三、正当所有人都认为岸信介这回子还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当上首相，新任的首相石桥湛山突然病倒了，于是只好把首相大位“交还”给拥有党内一半支持、正担任外务大臣的岸信介。
天蝎座生理上的强悍可见一般，但岸信介此后爆发出的令整个社会为之哗然的能量可能并不仅仅源自于此。
1958年，岸信介在没有做任何民意测试的背景下决定动手修改“美日安保条约”；次年10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的日美谈判宣告结束，其中大部分谈判都是秘密的进行，秘密到有时只有岸信介一个人在参与；1960年，以岸信介为首的签订“安保条约”全权代表一行罔顾民意的巨大反对出发前往华盛顿，从而揭开了“动乱的1960年”的帷幕。
如果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来看日本1960年的那场“动乱”，这里面给人感觉特别夸张的地方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岸信介居然可以死活不管老百姓的喜好厌恶，居然可以以一己之力把一个看上去全国人民都反对的事情给做成了；而且，在“新美日安保条约”自然生效首相被迫下台之后，人民群众似乎就不再闹腾这个事了，好像大家之前聚在一起仅仅是为了跳两遍“广场舞”、练几下肺活量、顺便再看看有没有法子促成一个“独裁者”的下台；更让人感到“妖怪”的是，在岸信介因为这件事辞去首相之职后，他的势力竟完全没有受到削弱，相反，包括他的亲弟弟佐藤荣作、他的女婿安倍晋太郎、他的跟班福田赳夫、他跟班的跟班小泉纯一郎、以及他的外孙安倍晋三在内的一些列岸派成员，都在他的庇护下相继成为了首相或始终牢牢占据日本政坛的高位。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明明是甲级战犯嫌疑犯出身，却能逃过死劫，进而登顶成为日本的首相？为什么一个人的“反骨”没有让他历经挫折，反倒让他一路高歌猛进，成为人生的大赢家，而且还是在日本这样一个看起来壁垒森严特别讲求规范的国度？是怎样的一种能量运作方式、什么样的历史因素最终促成了岸信介成为一代之“妖”，让整个民族为其碎碎念了这么许久，以至于到了今时今日，当日本再度陷入重重危机之中，哪怕领导人资质不够、时局已变，也要模仿一把当年“妖怪”的路数，试图用“妖术”摆脱如今危机的雾霾、重振国家当年的“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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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骨的背后：天蝎的直觉与阴谋
在十二星座之中，天蝎被认为是保留最多动物本能的星座。
曾任“满洲”经济部次长的松田令辅曾经颇为感慨地说过一段话：“世界上有许多感觉锐敏的人，而岸的感觉，可以说具有动物般的敏锐，这种敏锐的感觉并非依靠不断学习、钻研所得到的，恐怕是一种天赋的异禀……”
这提示了我们，是否非要以“人”的视角来观察岸信介的种种行为，因为对一只饥肠辘辘时刻充满危机感的动物而言，若要成功地寻找到食源（机会），或者逃避掉猎杀（风险），“反骨”——走别人想不到的路，反倒可能成为较为有效的手段。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或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年岸信介会坚持不报优等生们青睐有加的内务省或大藏省而要去满池子小鱼的农商务省；以及为什么会在无人问津的情况下自告奋勇的以稀缺人才的身份前往危若朝露的“满洲”。
对于这种隐藏在“反骨”表皮下的手段，岸信介曾经的上司、也是他的老搭档、曾任“满洲”国务院总务厅厅长的星野直树很早便有所洞察。在二战尚未结束、东条内阁刚刚垮台后不久，他就对岸信介突然爆发的“怒火”评价道：“岸抢先做了一笔有利可图的买卖！”
看来能当上甲级战犯的人至少在“思维能力”上彼此水平都差不多，区别在于每个人的嗅觉灵敏度和快速付诸行动的能力。当东京审判到来，岸信介就因为曾经“冒着生命危险”策划搞垮东条内阁的计划并且付诸实现，被美国人认为罪不致死，最后连战犯的帽子都给摘除了，关了三年牢便宣告出狱；相比之下，同样看出局势走向的老同事星野，因为没有能力“反骨”，最后被牢牢地与东条英机捆绑在一块，不仅被“评”上了甲级战犯，而且还在监狱里扎扎实实地待上了12年。
出狱后的星野完成了一本带有自传性质的小书《未完的梦》。在书的后记里，他这样写道：“欧恩·拉铁摩尔把满洲称作东亚动乱的摇篮，满洲国成立之前的满洲确是如此。前去参加满洲国建设的人们所怀的真挚的心愿，是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使满洲成为东亚和平的摇篮。当然，不能否认，人们的行为不可能尽如理想，而会经常犯一些错误，特别是失之于自以为是。”
一些左派的日本评论家将这最后的“失之于自以为是”几乎肯定地与岸信介挂钩起来，认为正是岸这只“妖怪”在“满洲”的胡作非为，导致了“满洲”“被逐渐搞成了一个无可挽回的消耗战的进攻基地”。不可否认的是，日本这个民族还是颇具有搞笑能力的，原来人家抗了那么多重型武器冲到你家里一顿扫射，其实是怀着“真挚的心愿”要把你家建设成为美好的家园。当然从这些显然的“抱怨”来看，日本法西斯的组成人员从类型上讲还挺丰富，除了以摩羯座东条英机为代表的酷爱做小笔记、为人严苛、偶发歇斯底里、同时不乏强烈“权欲”与“物欲”的经典法西斯人物形象外，白羊座的星野也算一类，以“奋不顾身”和“假扮白痴”为其行为的主要特点。岸信介会与前者很快结成死党，而与后者始终保持不温不火的关系，个中的缘由并不难解。因为对一枚超级腹黑野心勃勃且自以为是到极点的天蝎而言，装傻充愣的事情是没兴趣配合你的；但是跟有想法又务实的人商量，如何借“满洲”“这个日本有史以来的最大问题”“为日本的利益服务”，为将来个人仕途的发展谋取更多的资本，倒是桩值得“豁出命来认真对待”的事情。
“豁出命来认真对待”——大概也只有一枚纯正如岸一般的天蝎才会毫不忌讳地将“死亡”挂在嘴边，这或许是源自于一颗真正怕死的心；不过，由于频繁地接触死亡议题，所以当真的死亡扑面而来时，天蝎反倒成为了最不容易丢掉性命的那一个；而周围的，包括那些深受天蝎影响的人或者国家，倘若也试图游走于剃刀的边缘，或者尝试从极端的经验里获得蜕变和升华的机会，其结局往往是异常悲惨的。
从当时的历史情势来看，东条的倒台乃至整个日本的战败可谓不可逆转，但许多人乃至岸信介自己都更愿意将这一切的发生归结为岸的所作所为。只不过相较于岸说的“大义凛然”，兜转于悠悠众口间的解读就显得不那么高尚了。东条内阁时负责给皇宫传递情报和意见的细川护贞在日记里记载道：“岸在任上曾接受数以千万，夸大一点说，数以亿计的巨款。鲇川、星野也搅和在一块，结果这两人分脏不均，遂导致了东条内阁的垮台。”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岸接受过大量的政治献金，但即使是正儿八经撰写“岸信介传记”的作者——除岸信介本人以外，也都不太相信岸是个与金钱无关的政治家。当然，将岸与钱关联起来并非是一种全然贬义的描述；在日本，至少55年自民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已清晰地表明，凡是被公认为日本政坛最具能量的人物，比如奠定“美日安保”格局并开创了“岸流政治”的岸信介，又比如主导恢复中日邦交且留下“田中流政治”遗产的田中角荣，他们其实都具备了一项与小政治人物相比异常强大的技能，就是——
搞钱。
《天淡云闲》 fs1223 奈良法隆寺梦殿 摄影
这是一项能够决定近代日本历史走向、影响大多数日本人民生活状态的特殊技能。
十二星座当中，被认为与“钱”这种东西存在天然羁绊的是金牛座，然而通常情况下，金牛并不能成为富豪榜上排名最前端的人物。可能是因为这个星座太喜欢钱了（代表人物如田中角荣），不论做生意还是做政治，他们都希望钱能经过自己的手再流向其他地方。这种“现金交易”最大的不利之处在于，当交易数额变得异常巨大，留下的痕迹特别明显的时候，便容易让人产生不安全的感觉。美国人把田中拿下，一方面可能犹如日本评论家们所猜测的那番，是对田中抢在美国人之前和中国建交这种急吼吼抢钱行为的报复；另一方面，日本评论家们或许也实在低估了美国人的智商，人家美国人看到自己“附属国”的领导是这样一个品味低下做事不干净为了做生意连主子的脸面利益都顾不上的人，内心深处会怎么想？难道会放任这种毫无安全系数可言的人一直上窜下跳到某年某月某日突然爆掉了再把主子一块儿拖累？
经过“洛克西德”一案，日本政坛算是理清了一个思路，金牛田中的“现金交易”尽管诚信度高、效率有保障，但在美日主仆关系不变的前提下，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台面上最好还是拜天蝎岸所坚持的“过滤交易”为“正统”的资金调遣模式。
不过“正统”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历史的进程往往饱含着吊诡的逻辑。回首往事，如果没有岸信介在“满洲”的活跃，包括实施五年经济计划以及隐蔽地调遣各种资金给关东军使用，作为日军最强战斗力的关东军能否诞生，作为参谋长的东条英机能否因治“满”有功而被提拔到陆相的位置便构成了疑问；而倘若没有岸信介在资金上的鼎力相助和精神上的鼓舞刺激，被石原莞尔嘲讽为“没有主见”、“只具备上等兵头脑”的东条英机能否再接再厉攀登上权力的高峰、扮演起表面风光实则风险最大的“独裁者”角色便成为了另一个疑问；进一步的，如若没有身为商工大臣的岸信介对整个国家生产军需产品潜能的全面激发，对整个国家进入到歇斯底里状态的循循善诱，这个国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有限的国家会不会罔顾现实而挑起针对四面八方的战争，是否尚存一丝可能避免因全面战争而导致的全面战败，以及避免因自身的暴虐行径而导致的包括日本人民在内整个东亚地区的生灵涂炭便构成了此间最大的疑问。
人与人之间的命运走向竟有如此之大的区分。整个20世纪的日本，凡是能划出巨大声响的人物，基本上不是剖腹自杀，就是被绞死、罚死（包括受罚抑郁而亡），唯一的例外是岸信介。然而从事物发展的逻辑来看，日本之所以会进入到如此丧心病狂的状态，能量巨大的岸信介可谓“功不可没”，甚至可以说没有他，后面这么多事也不一定会发生。可是，当整个国家濒临死亡的边缘、数以千万的人民为盲目的战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诱导国家步步陷入深渊的关键人物——岸信介他居然就没有死，而且还带着垂死的日本一块儿起死回生了，正如一只标准的天蝎所具有的躲在暗处、将事物不断推向极端状态、与死神共舞、并最终至于死地而后生的能量。
“巨大的阴谋”是一些评论家们赋予岸信介的巨大的想象。的确，没有前人的死，就没有后人的生；没有东条们的彻底灭亡，又何来他日岸信介的独步天下？但这里面所蕴含的能量运作方式，尤其是以几千万人的死和一个国家濒临灭亡的状态换得的重生和飞跃，又岂是一个阴谋家——哪怕他是一枚纯正的天蝎所能够操纵的？日本人民凭着长久以来形成的经验和群体性的直觉，将这一切的发生归结为一种不可思议的能量存在——“妖怪”。这个如今被归类为民俗学研究范畴的概念在日本依然保持着摄人心魄的魅力，不仅充斥在满大街的动画片、广告片中，也越发受到日本学术界的普遍重视。这里面的原因值得深究，一个符合民俗学功能理论的猜想是，对于一个讲求迷信、神神叨叨的国度而言，“天蝎”或“妖怪”所裹挟的历史真相、乃至这个社会机体内部最深刻的需求，可能远比史书精心记载的内容、又或是政治哲学用抽象的语词堆砌起的思辨来的更为靠谱，也更具说服人心的力量。
《嘎嘎嘎》 童言明 摄影
一只“妖怪”的能量运作方式与日本国家的内在需求
那么“妖怪”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伴随着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和“妖怪”在日本社会的长期走红，一向以西方学术界马首是瞻的日本学术界也终于幡然醒悟，于最近几年陆续推出了几部与“妖怪”有关的重量级研究成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当代著名民俗学研究者、“妖怪”专家小松和彦教授牵头整理、于2013年出版发行的堪称“妖怪学”的集大成者《日本怪异妖怪大事典》。可能受到此书出版或者其他事物的影响，被誉为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的经典妖怪论著《妖怪谈义》也于2014年首度发行了中文版，加上2012年翻译出版的柳田的另两部代表作《远野物语》和《日本昔话》，中国人民在土星再次回归天蝎的年份里，不仅亲眼目睹了“天蝎”／“妖怪”的遗传基因在政治外交层面的生长和突变，也通过精神文化领域内的交流，强烈感受到了阴暗潮湿的海岛国家对“妖怪”发自于内心深处的呼唤以及对其具体的审美。
在《妖怪谈义》的首章“妖怪谈义”中，柳田向人们重点介绍了置行堀、背背、隐里等妖怪的故事。能够被“民俗学之父”从成千上万只妖怪中提拔出来并置于人们视线的顶端，这几只妖怪，纵使名气不是最大，也应当极具代表性。
以置行堀的故事为例：某天，四助在山里遇上了大雨就跑到河堤下躲雨。他听见不知从何处传来了“要塌了要塌了”的声音，举目环顾却没看到任何人，于是便对这个声音说：“要塌就让他塌吧”。话音未落，堤坝轰然塌下，四助身边涌现出堆积如山的红薯。三助闻知此事后羡慕不已，便也起身前往那座山。他在经过一颗松树下时听到不知从何处传来“要流了要流了”的声音。“要流就让它流吧。”三助如此一答，大量松脂一齐流下，将三助的身体紧紧包裹住使其动弹不得。三助的父亲半助打着火把前来山里寻他，听到父亲“喂”的呼唤三助也以“喂”作出回应。父亲循声走近并用火把一照，火苗忽然点着了松脂将三助活活烧死了。他的父亲半助也因受到惊吓而脚底打滑跌下了山崖。
想必任何一个对日本近代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在读了点柳田收录的妖怪故事后，都会恍然大悟于这位或多或少也带着那么点印象派色彩的人物为何会被供奉为日本民俗学的一代宗师。柳田总结自己所作的学问：“与许多历史学家并无二致，只是方法略新而已”。可惜历史学家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日本政坛属于完全吃不开的类型（这点与中国不同），唯一一个历史学爱好者也是“满洲事变”的策划人传说中被某位射手座同学另眼相看过的男人，眼看就要靠着自己对战争史的一份狂热上位成功了，也就因为多读了点书，在关键时刻摆了摆所谓的历史经验（比如冲到卢沟桥现场宣布“不能再流了”），最后被他的同僚们挤兑到什么奥林匹克大学教书去了。
作为首个，也可能是唯一一个提出“持久战”理论的日本人，石原莞尔在日本社会享有“神”的美誉，但在军部系统内部，更多人会选择在这个“神”字后面多添两个字以显示出此君的确出类拔萃的思维方式以及常人难以企及的精神气质。岸信介在战后比较过他的两位老领导，说：“东条这个人实际上是个实干家，不把事情安排得有条不紊，就放不下心来，而石原不局限于这些，可以说是个天才……”
关于如何正确理解“妖怪”的语言，我们除了要多读两遍“妖怪”的原话外，也不能忽视民俗学家的研究成果。比方，柳田就曾这样总结河童：“虽然当它们幻化成人类的小孩后，会用日语或者方言说出‘我们去游泳吧’或‘来摔跤吧’之类的句子，但你只要仔细地反复多听几次，就会渐渐不明所语……”
《葡萄籽也有话说》 蒋昀格 摄影
这里充分反映出作为“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扎实的学术功底，他居然可以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妖怪”与一般正常人或者不正常人之间的区别。要知道石原莞尔从来都是不会“不明所语”的，他都是要把话说清楚的，所以他是始终说不清楚话的，也做不到像“妖怪”那般吸引他人来听自己讲话。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日本决策层听取了岸信介几乎所有的“经济统制计划”，而将石原莞尔耗尽毕生心血、努力构建的煌煌巨制“终极战争理论”搁在了一边。
一直以来心存的一个疑问是：如果石原桑活在当下，他会成为一位“民科”么？
关于日本决策层为何没听从石原的计划，即先巩固“满洲”地区、经过若干个“五年计划”后与苏联一决高下、再南下中国展开可能的“持久战”、再横扫东南亚拿下所有的资源地、最后以整个东亚文明的代表与西方文明的代表美国进行所谓的“终极决战”，是因为，根据当代日本历史学家的有关研究，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面临着经济层面的严峻挑战。山本有造指出，日本之所以会罔顾石原莞尔撕心裂肺的“不扩张不扩张”的呼喊，最后搞到不得不全面侵华的地步，是因为东北和华北、华中是一个统一的系统，也就是说东北的大豆等农作物的生产完全有赖于华北劳动力的提供和华中市场的支持，而宣告“满洲独立”就是活生生将这个系统撕裂，如果没有及时替补上劳动力、市场或者发展出其它具有一定规模的经济形态，那么整个东北就将面临日益萧条的窘境。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便很容易能够理解为什么“妖怪”的后人会对“侵略”这个词反应如此之大，非要强调此词在“学术”上的争议。只要遥想当年“妖怪”刚踏入中国东北时所面临的景况，这里有一大片石原桑留下的貌似肥沃但其实不知如何收成的土地，严禁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东北的禁令（因为石原担心资本主义的流入将磨灭人的心智从而影响到最后的“终极决战”），以及东京必须源源不断向关东军提供军需物资的令人无可奈何的现状。你叫“妖怪”以及“妖怪”的后人如何从心底里接受“侵略”的固有定义，你起码得让他先有个回本，然后才来谈“侵略”吧。
民间历史学爱好者通常容易被人诟病的地方在于，他们往往希望一举解决某个重大的历史难题（比如日本先天性的资源紧张问题），或者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比如“终极战争理论”或“五族协和计划”），但却不接受也不了解历史学共同体的基本范式。因此专业的历史学工作者大多对民间历史学爱好者持否定态度，认为不能与其进行基本的学术交流。最能说明两者间根本无法沟通的例子是，在对外战争一事上，作为民间历史学爱好者的代表石原桑要求一步步来，然后死活不管就跨出了第一步；而专业历史学工作者则认为一步步来根本就不现实，因为有了“四助”就必然会有“三助”……
从日本可以派一个民间历史学爱好者前往中国东北主事，以及“满洲事变”不经日本国家领导层批准便可搞成这两件相互有关的事来看，至少在1930年代附近，专业的历史学工作者在日本仍属于绝对少数，这充分证明了人世间出现的许多祸害其实与人类文化水平太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因果关联。但祸既然已经闯下，总得有人来收拾吧，所以东条英机不是白痴，白痴当不上日本首相；“只具备上等兵头脑”倒是有这个可能，可一副上等兵的身体不也只能搭配一枚上等兵的脑袋么？
“妖怪”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是正宗的学院派出身，所以一眼就能够洞穿“民科”们所普遍具有的幻觉感；但他又不是真的学者，所以在认清什么是这个社会机体内部最真实的需求后，他可以轻而易举地突破文化人应有的道德底线，在挑逗和利用这种需求的基础上肆意追求和展现他、以及所有人欲望的极限。《妖怪谈义》、《远野物语》和《日本昔话》里记载的妖怪大都具有这般的能量运作方式。
以妖怪中最高能量级别的代表天狗为例：一个年轻人因为与人打赌独自爬上了一座据说有天狗出没的高山，结果到了山顶时发现巨岩上有三个高大的男子，面前放着成堆的金银。年轻人想要靠近看个仔细，却瞧见其中一个男子转过头来对他怒目相视，眼神极为可怕。年轻人赶忙说自己迷路了，对方瞅了他一眼说道：“那就应当送你一程”，于是便送他下了山。待到快近山脚的时候，年轻人回头一看，山中异人已消失的无隐无踪。
想来能把人的欲望激发到极限的故事也只能以如此平淡的方式展开。当然再平淡，只要我们拥有一颗同理心，便一定能注意到“年轻人”在言行举止间流露出的性格特征以及“天狗”表明自己身份的方式——“面前放着成堆的金银”。倘若翻看柳田国男的一系列著作，会发现后者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形象塑造，包括静饼、背背石、团三郎在内的一众日本妖怪，他们展现法力的途径可比中国《山海经》、《西游记》里出场的妖怪朴素的多，有时朴素到估计孙悟空知道了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过招。因为在许多场景下，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变身行为”都可以省略，更别提会像中国妖怪那般使出十八般武艺、外加编派几个世纪的阴谋故事而只为吃上一块唐僧肉。它们似乎只须不经意地显摆出随身携带的财物就足以证明自己是妖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妖怪都会通过“摆阔”来彰显自己妖的身份，在上述的几本经典著作中，柳田也向我们展示了另一路妖怪的出场模式，典型如山佬：某个村庄里住着一个桶匠，一天晚上，他来到屋外，一边撒尿一边自言自语说：“哎——真想讨个不吃饭的老婆啊！”于是当天晚上就有个陌生女人找上门来说：“我是个不吃饭的女人，而且很勤快，快娶我做老婆吧！”不管怎么拒绝，她都不走。没办法只好留她做了媳妇。她的确勤快能干一点东西也不吃，但不知为什么，米缸里的米却在不知不觉间越来越少……
相信在广大中国读者眼里，本故事的最大亮点恐怕并不在妖怪所展现出的抢米本事，而大概会集中于桶匠的神之一呼“真想讨个不吃饭的老婆啊”。如果把这个故事继续下去（当桶匠发现原来是山姥在偷他的米后就想把她赶走，结果在与山佬打斗的过程中被山佬的法力震的屁滚尿流、连滚带爬最后好不容易因为山姥的眼睛偶然被菖蒲叶子刺中才得以死里逃生），会发现这个桶匠身上不断涌现出的既贪婪又胆怯的性格特征与天狗故事对“年轻人”的刻画几乎如出一辙。想想也是搞笑片，明明都是胆子小到极点的人，明明知道山上有天狗、吃米的是山佬，居然还敢豁出命来地爬山撞大运、不怕死地跟妖怪抢大米，这里面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内在动力和精神能量支撑着广大日本人民群众在做、而且还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要感谢日本的民俗学家。因为倘若不是民俗学研究的倾情呈现，我们又岂能做到像日本妖怪那般切身的体会到，这样一个一度发达成为世界人均GDP最高、至今依然保留着向外撒小钱（因为胆子小，所以必须花钱买保险）习惯的国家，居然发自于内心深处的，是对“米”这样的东西近乎穷凶极恶的渴望，甚至不惜强摁住自己极度柔弱的心脏、不惜铤而走险、不惜把“妖怪”都想像成拥有大量财富或者是有本事攫取大量财富的人，这或许与日本从来贫瘠的自然资源、原始族群赤贫的生活状态有关。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财富的积累、尤其是明治维新和二战后经济发展的成功，人们的外在，因衣食充裕而变得平静谦和、好善乐施，但穷怕了的内心依然时不时地跳跃一番，以臣服于“妖怪”的所谓“古风犹存”的名义。
《古风》 邵钧×垃圾兔 奈良鹿 万花筒 合成影像
关于这犹存的“古风”，以柳田国男为首的日本民俗学家从来都是主张“尽可能具体地探究出其根源所在”，同时又不断强调“变迁”在探究过程中的重要性。所以一直以来，柳田流的民俗学家都喜欢盯着民俗学的最经典问题反复追问：“那为何妖怪的故事还在这世间流传？”，“为何岸信介的故事还在这‘满洲’流传？”，“为何岸信介的故事还在这‘昭和的日本’流传？”，“为何岸信介的故事到今天还在流传？！”
作为一个既非出自四大财阀所以并不是特别有钱，又非出自军部所以其实也不具备直接抢钱能力的人，“满洲之妖”或“昭和之妖”，他究竟依靠着什么，居然可以在孤立的、破碎的、因此经济一片萧条的土地上玩的那样的风生水起？难道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一种“妖怪”，他们展现自己法力的方式就是每天忙着飞来飞去、吃来吃去、牵来牵去、搭来搭去，一会儿把包括日产总裁鲇川义介在内的一群日本财阀“哄”到“满洲”，一会儿又将东条英机等一堆的“满洲上等兵”“拱”到东京，经常性地让别人给别人做事，经常性让地别人给别人送钱，甚至拉了一批社会闲散在中国全境批鸦片，收了一批社会正经人士兼职做他的“过滤器”？难道除了天狗和山佬，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一类“妖怪”，他们虽然也共享了大妖们喜欢把人类往欲望的鬼门关里推的风俗习惯，但不再示人以“怒目”或者“强盗作派”，而是展现出一种“助人为乐”或者“帮人发财”的精神风貌，因此他们可以长期地与人类厮混在一块，因此，在被证实了自己的“妖怪”身份和风貌背后的斑斑劣迹后，他们依然可以毫无顾忌坦然自若甚至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地对公众发表宣言：“我们这些战争领导人，有责任从长远角度为日本的未来奠定基础”？
柳田国男再次以他的强大实力证明了他的民俗学研究方法——“借助直接调查进行比较研究，从迄今尚未有过的认识角度出发，以阐明日本人特有的精神生活”的经典有效。在《日本昔话》里，他收录了一篇有关“稻草富豪”的故事，文中处处弥散着的“观音”能量似乎可以被视作为类似岸这样的“妖怪”存在的证明：一个人穷的简直活不下去了，每天祈祷，突然出现一个观音对他说：“在你回去的路上，最先捡到的东西，不论什么，就当本人赐给你的。”男人果然被路上的一根稻草绊倒而展开了他的奇遇：他先是用这根草逮住一只牛氓，和一个喜欢牛氓的小孩交换了三个上等柑橘；又用这些柑橘救了一个快渴死的贵妇人，因此获赠了三匹上等的布匹；再撞见一个正为自己倒毙的马发愁的武士，用三匹布中的一匹换得了这批死马，没想到马后来又活了过来，又用剩下的两匹布换来了麦子、饲料和马具，骑着马回到了京都；恰巧遇到一个苦寻好马准备远行的人，被人家相中了马，于是获得一块水田作为报酬，此外还免费获得这个将要远行人的房子作为临时房子居住。就这样，一个原本穷的快死的人，因为捡了根稻草，最后过上了有田可种有房可居的富农日子。当然故事到这里还没完，最可能使广大中国读者眼前一亮的是故事的结尾部分——那个房主因为多年都没有回来，房子也就自然而然变成捡草人自己的了。
“房子也就自然而然变成捡草人自己的了”，读到这里，不知道有多少读者会会心地联想到当年包括石原莞尔在内的一批法西斯军人在中国大陆所呈现出的“精神@人思维广”，可能并非由突然变开阔了的视觉经验刺激导致，而是源自于一种柳田所谓的“日本人特有的精神生活”。当然，“日本人特有的精神生活”是那样的丰富和那样的充满格差，以至于在大家都是摩羯座的前提下，一个有着这样的“精神生活”即对未来充满着绝对畅想又不乏理性边界、认为“房主多年没有回来”才是“稻草富豪”成功关键的“民间历史学爱好者”，会完败给一个有着那样的“精神生活”即不追求宏大叙事只追求眼前利益、每天靠艰苦劳作和忙着记录各种小笔记来满足内心各种安全感需要、坚持认为只有靠一次次的以小博大和一回回的落袋为安才能够成就最后富豪的“上等兵”。
如果以上的“比较研究”还不能尽现“日本人民特有的精神生活”，那么按照柳田国男的建议，我们似乎还可以“从迄今尚未有过的认识角度出发”对许多故事再作进一步的探究，比如针对上述的“稻草富豪”：这个男的究竟使用了什么样的高超技术可以用草逮住牛氓，又是何等的机缘巧合让他拿着牛氓碰上了喜欢牛氓又有橘子可以交换的小孩，以及此后，究竟是神还是人的安排让这本该毫无关联的“快渴死的贵妇”、“死了又活过来的马”、“缺马的远行者”等等全都按顺序撞到了一块，又是怎样一种不可思议的能量让这表面看起来根本不相匹配但事实上又存在着交换需求的“交换行为”一桩接着一桩顺利的完成？
尽管“稻草富豪”巧妙地将观音作了隐蔽处理，它只在故事的开头露了下脸、表明了下态度、此后便不知所踪；但日本人民依然凭着长久以来形成的经验和群体性的直觉，将这一切的发生归结在了它的头上。当然，一旦这一点获得了释疑，那么包括“民间历史学爱好者”为什么会败给“上等兵”、“上等兵”又怎么会坐到了“首相”的位置、“首相”又为何会发疯一般带着全体日本人民走向全面战争集体暴走的道路，等一系列历史问题在某种层面上就属于不证自明了。要知道不管是这里的观音，还是那里的天狗、山佬，又或是那一大群诱导人类步步突破理性边界、步步迈向欲望深渊的置行堀、背背、隐里等，它们实际上都遵循着作为妖怪们的共同行为准则——它们只选择那些身上集中反映了广大日本人民思维习惯性格特征以及心理需求的人类作为自己帮助的目标和引诱的对象。
所以说岸信介的每次行为到最后总会被历史证明是对他最有利的选择，总有他一定的道理。除了一直以来所坚持的“反骨”（一种奇葩的天蝎座性格），使得他总能成功捕捉到机会和逃避掉风险以外，如今看来，恐怕还有一条足以保证其“一直走运”的理由存在，那就是：作为妖怪，岸信介始终选择并只选择，与日本人民同在。
另一种边界，因为爱憎分明
当然不管怎么“选择同在”，岸信介在二战结束时成为甲级战犯嫌疑犯、在60年代由首相变身成为“全名公敌”而后被迫下台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关于后面这场由“美日安保条约”的修改所引发的“全民倒岸”运动，岸自己曾作过这样的预判：“这件事如何评价得过了五十年才知道。”结果五十年弹指一挥间，日本人民再次用选票将摆明了要追随他外祖父脚步的安倍晋三送上了首相的位置，并且事实上保送了“美日安保条约”往同一个方向再次作了成功的修改（尽管此轮修改依然遭到了人们充满激情的反对，但比起60年代岸政权在操作此事时所遇到的阻扰显然已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否再次证明了“妖怪”所拥有的坚强的实力：哪怕表面一度遭遇了挫败、一时陷入了低谷，但以一个更长时段和更广范围的历史视角来看，它还是始终牢牢抓住了日本人民的心？
虽然我们已知道妖怪的能量不可估量，但依然很想弱弱地问它一句：“你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尤其是在身为甲级战犯嫌疑犯和几乎人心尽失的情况下？”
历史的镜头转向“妖怪”二战后第一次时运的转折点。
1948年12月23日，岸信介正式从关押他三年的巢鸭监狱获释。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他是身着工作服（劳改服）、头戴战斗帽、脚上穿着一双帆布鞋、剃着光头、蓄着胡须、一脸乞丐相地冲到了他弟弟佐藤荣作的官邸。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当佐藤见到这副卖相的岸信介然后问他需要自己做些什么时，岸想了想，竟回答道：“其他就算了，先给我来一盆金枪鱼生鱼片吧。”
此番回答已充分验明了此人“妖怪”的身份并且提醒身处21世纪的我们，是否需要以更加严肃和认真的态度来审视岸信介的另一项重要身份——以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星座知识，日本人剖腹和嗜吃生鱼片的习俗应与天蝎座的能量有关；而当一个日本人正处于一大群同僚已剖腹、他没有剖腹、刚刚重获天日、连劳改犯的衣服都没有换掉的状态，居然首先想到的是吃生鱼片，并且在此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在琢磨着要不要开家专门吃生河豚的料理店，足以证明此人的天蝎能量有多么的强悍！
关于天蝎座，民间的研究资料可谓汗牛充栋，但我们依然不能对这个星座等闲视之，哪怕它的主宰行星冥王星已被降格为矮行星。这不仅仅因为如今，冥王星正不断地向地球传来史上最清晰的照片以及引力波被证实存在，更关键的理由在于，人们相信凡与天蝎有关的国家往往更容易讲求迷信、神神叨叨，同时在高能状态时会变的阴戾狠绝不择手段。这一点亦可以得到事实方面的支持，例如1930年，伴随着天蝎座的主宰行星之冥王星被人类的正式发现，中华民族竟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一种史诗般的悲壮，彻底沉沦到了自1840年被侵略历史开端以来的最谷底；就连被漫长的文明史反复证明了无法与华中、华北乃至整个内陆地区断然切割的东北三省，都已然成为了对天蝎能量敏感的邻国所觊觎的对象。岸信介对“满洲”陡然产生的兴趣是否与整个日本国家对中国大陆升起的欲望一样，与天蝎能量在那段时间的极速加剧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人们并不十分清楚；但显然，比起同为摩羯座的石原莞尔和东条英机，群星落天蝎的岸信介对如何把握“满洲”这个日本人此前从未踏足的土地有着更多此后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他一直以来惯用的便是以水象星座所特有的能量运作方式，将“孤立”的因此缺乏生机的“满洲”与日本本土在人口、资源等各方面作全方位的交融与整合，以蔓延于整个日本和“满洲”的水的能量，来侵略和坐实这片原本与日本没有任何关系的土地。
一位对中国佛学颇感兴趣的西方学者曾经选译了一段据说源自于中国11世纪某位思想家的文字（从内容上看应出自对《道德经》的注释）来比喻水象人所具有的这种牵连一切进而淹没一切的能量：
“水虽然柔顺，却无坚不摧。水能熄火，也能变成烟雾而脱身。水能冲走柔软的泥土，碰到岩石会绕道。它能渗透大气，让风止息下来。水以伪装的谦卑臣服于眼前的险阻，但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它流向大海。水借着臣服来征服；它从不主动攻击，却总能在最后的战役中胜出。”
《脱身》 万里雪 泸沽湖 摄影
令人不感到意外的是，在与中国一衣带水、同样广受佛教文化影响的日本，一代民俗学大师柳田国男也曾留下许多与上述文字意思颇为相通的“记录”；当然，柳田所要描述的并不是以“天蝎”为代表的水象星座，而是以“河童”等为代表的水里的妖怪：
河童跟人类比赛摔跤的传闻在东日本甚少听到，在西日本却很多。在这类传说中，起初只会有一只河童现身，但不管与其比赛的那人是赢了还是故意输掉了，比赛过程中都会不断有河童加入……虽然九州地区的河童在和人类比赛时会化作人类小孩的模样独自前往，可一旦它觉得自己力不从心了，就会不知从何方召唤来大量的同伴，抓住对方的手，抱住对方的腿，直到对方认输为止。有人说大部分的河童平常都会待在水底，也有人说它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变换身形大小……
对于了解了置行堀、背背、隐里，以及部分天狗、山佬故事的我们而言，尽管西方学者对水象星座的比喻与日本民俗学家对河童的描述，都再次验证了天蝎岸所具有的类似水一般的能将人带入到无边无界、与深海相连、与死亡相接的“妖怪”能量；但同时，一个令人感到费解的地方也在这些字里行间流露出来，如果说之前出场的妖怪还比较关心人类的物质生活、所以满足了“穷怕了”的日本人民内心需求的话，那么像河童这类专门找人摔跤、有着强烈精神追求的妖怪，它们何以也能够成为日本人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历史的镜头由此转向“妖怪”二战后第二次时运的转折点。
1960年6月18日晚，距离新的“美日安保条约”自然生效还剩不到几个小时的时间，示威群众对首相官邸和岸信介在山口县老家的冲击也已进入到最高潮和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全学联敢死队要冲首相官邸了”、“示威队伍要来抢批准书了”，伴随着这些漫天飞舞在国会议事堂上空、宛如死神邀请书般的情报，岸信介于八点左右走出二楼的总理办公室。他先去了趟卫生间，然后径直来到地下室，那里有农林大臣福田赳夫和劳动大臣松野赖三等人在看电视，岸信介加入到他们中间，一边悠闲地抽着雪茄烟，一边看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棒球比赛。
相关人员的回忆反复证明着，越是在濒临最危险和最关键的时刻，岸信介越容易表现出处之泰然的神情；这大概是因为日土落天蝎的他确实受到了冥王星强有力的支撑，因此对很多事情都做了比一般人更早也更坏的打算——早在“倒岸”运动中最激烈的“桦美智子之死”事件发生之前，岸就已经向身边好几个人谈到了“死”，包括对当时担任警卫工作的岸派议员崛内一雄讲的“如果日本发生什么变故，美国参议院的批准就没指望了，所以就是死我也得干”，在岸公馆与同乡好友中野仁义说“我必须要干，不管自己落个什么下场也得干”等。所谓“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由于天蝎座较之其他星座更敏感于四周围环境的变化并容易将之与生死联系在一起，甚至，当他的身体能量受到一点点的胁迫或拘束时，他便会认定这是一场生死之战，所以当真的死亡到来之时，他反倒比任何人都更容易抱定与死亡和解的决心。
只是让众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身为天蝎座的岸信介非要把事态逼入到如此极端的状态，既然明明已经比许多人更早地预料到事态变严重的可能，他难道就不可以妥协一下、或者至少不那么偏执，而非要以参加人数创记录的全民族示威大游行和自己的被迫辞职来成就那么一件事？
其实类似的问题不仅仅是诸多西方学者针对天蝎座的疑问，像柳田国男这般的日本民俗学家也会在自己著作里时不时地来上一句：“为什么河童一见到人类，就想和人类比赛摔跤呢？”或者“对于生活在平原的我们来说，似乎很难理解所谓的天狗道”——“天狗道”即天狗的行为标准，按照柳田的说法，“中世以来的天狗传说几乎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日本武士道的精髓，至少武士道的特征都在天狗道中显露无疑，尤其是‘极端’这一特点，包括孤傲、偏执、恩仇必报、侠义……武士们的品行操守若只停留在中庸阶段就是武士道，若走向了极端便是天狗道，尤其是孤高冷傲、刚愎自用这一点。”
孤高冷傲、刚愎自用、偏执侠义、恩仇必报，以及最重要的，极端，这些全都是天蝎座的最典型特征。也难怪既是“天蝎”又是“妖怪”的岸信介在明知全国人民都反对自己修改“美日安保条约”的情况下依然会选择一意孤行，哪怕“是死我也得干”，在下台后被询问心境时居然颇为得意地说了句“一点儿也不感到遗憾，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非常满意地辞职了”；更无怪乎早在之前处理“长崎国旗事件”之时，他便以“不能辜负蒋介石的恩情”为由（蒋政权放弃了日本赔偿），傲慢地用“无声”面对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这直接导致了中日经贸往来断绝10多年之久，此后当被问及中美邦交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时，一向反共亲蒋的岸竟还能大言不惭地对日美当时的领导人提出告诫：“美国当然要交新朋友，但不能因为交了新朋友就抛弃过去的好朋友……因此既要和北京方面友好，又要考虑和台湾过去的那种亲密关系。”
关于岸信介拼全力修改“安保条约”、将美日完全捆绑、“至死不渝”的反共、“交好”除中国大陆以外的所有亚洲国家，尤其对东南亚国家更是“出手慷慨”等，担任过岸内阁总务长官的福田笃泰将之解释为一种一以贯之的“政治路线”：“他是反共爱国的，又是亚洲主义者，他维护了自由主义的路线。”而左派的日本评论家则直接将岸这一系列的行为归纳为“就是打着中立旗号的新殖民主义……就是要建立新的大东亚共荣圈，与战前不同的是，这是一种把中国大陆排除在外的南进论”，并解释了其中的缘由，“在岸外交路线的深处潜藏着这样一种思想：不要向大陆神手，一伸手就会有危险，因为使他产生这种思想的教训到处都存在。”
一个在中国大陆捞取了海量的政治资本、可以说就是靠着中国才发达起来的人，居然会对新中国政权产生如此强烈的敌意，倘若以人类的情理标准来看，这不说是狼心狗肺、也起码得用不可理喻来形容了；但如果我们换以一只“妖怪”或者一枚“天蝎”的眼光来审视相关的问题，在明确自己的能量运作方式是“如水般运行”的前提下，你说它是会选择“逆流而上”继续和中国大陆“大干一场”呢，还是会选择“顺流而下”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呢？——日本评论家说得很清楚，“妖怪”所谓的“建立友好关系”其实质就是要殖民。想当年，岸信介可是在天蝎能量最强的时候一口气冲到了东北，然后有事没事地往下（日本）走走、才在纬度如此之高的中国东北地区作出了一番“事业”；而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大量的日本侵略者可都是从日本本土出发，分批次“逆流而上”侵入中国的；在这种严重违背水流运行规律、因此必然属于高能耗的状态下，就算有“妖怪”能量的支撑，最终“沉水入火、自取灭亡”，想来不过是违背自然规律一段时间后必然迎来的结局。以“天蝎”和“妖怪”对自然能量的敏感度和总结经验教训的能力，你说他还会对中国大陆产生什么特别想“结交”的想法么？
当然，正如许多“妖怪”在与人类对话时往往会胡诌一堆话，被誉为十二星座中保留最多动物本能、因此也最具伪装能力的天蝎座，即使内心深处藏有人们想象不到的惊弓之鸟心，它能够坦然展现出来的，却往往只有孤高冷傲、刚愎自用、偏执侠义、恩仇必报——或者用天蝎座的四字箴言形容就是“爱憎分明”，这些在人类看来无比激烈因此显得特别真诚的话语和行为；因此，就算他真心恐惧的是染指大陆所带来的危险局面，他也只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表露出他对蒋政权的感恩、对除中国大陆以外所有亚洲国家的“关心”，以及，似乎是为了凸显出自己对处于“上游”的中国的排斥，他都不惜对日本曾经的最大敌手美国采取令大多数日本人都深感震惊的、已然达到了“水乳交融”程度的“深爱”的方式。
而要想更深刻的理解这种“深爱”和这种“深恨”背后的能量运作以及它所带来的结果，我们不妨把柳田国男的《日本昔话》找出来，再细读一番里面记载的两条俨然是天蝎岸化身的“水神”故事：
（1）从前尾张有个叫井堀的村庄，有一年仲秋时节每天都在不停下雨，木曾川的水位渐渐上涨，村里人担心河堤会崩溃便都起来查看水情。一天半夜，从河对岸美浓伊木山脚下的水潭一带不断传来阵阵“动手吧、动手吧”的呼喊声。大伙儿只觉得不可思议，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声音一直不停，喊着“动手吧”，到最后，当班的人当中终于有个人忍不住大喊了一句：“要来你就来吧！”话音刚落，只见一股大水猛地冲过来，眼见着附近一带的田地全部被水淹没了。
（2）很久以前，隐岐岛的元屋村有个上了年纪的樵夫。有一天，他在安长川上游的瀑布后面砍树，一不小心失手把斧头掉落在瀑布下面的深水潭中。只见水潭里顿时起了波浪、水汽升腾、浮上来一根棒槌似的东西。樵夫又惊又怕，一溜烟地就要往山下逃，却听得后面有人柔声柔气地说：“老爷爷啊，请等一等，我是这里的水神，很久就住这潭里，后来有个大螃蟹也住了过来，一天到晚折磨我，多亏您刚才扔了斧头下来砍断了它的一只手臂，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对您的感激；但它还没死，恳求您把斧头从瀑布上面再扔一次吧。”说着，就把刚才掉进水里的斧头递给了樵夫。樵夫虽然害怕但又想帮助水神，于是就奋力爬回了山上，照吩咐把斧头又往水潭里扔了一遍。水神非常高兴，说：“您今后一定能富贵又长寿，不论什么事都能如愿。”说完就回林中去了。从此这条河不论遇上什么样的旱年都不会断水，并且只要向这里的水神祈雨就一定会下雨。
显然，后面那位柔声柔气、对着樵夫诉说着她对螃蟹的恨和对樵夫的爱的“水神”，与前一个故事里不停地喊“动手吧动手吧”的“水神”一样，都在尽全力地诱惑人类，但因为她的爱、她的恨，她激发了人类产生了与她一样的爱憎分明（爱到不顾性命地为她再爬一次高山、恨到无所畏惧地为她把螃蟹砍死）；而当人类受到她的诱惑并作出具体的爱憎分明的行为后，令人略感吃惊的是，这样一位长期以来总习惯于诱惑人类走向死亡的“水神”，居然在心愿达成之际——“说完就回林中去了”，并且还给人类带来了安康的生活。这是否说明了即使是“妖怪”，只要她拥有足够强烈的爱憎分明的能量，她便可能在通常妖怪所具有的唯一边界意识——“死亡”之外，给自己和人类划下另一道边界？
80年代初，当岸信介回忆起当年引起轩然大波的“安保条约修改”时，他说：“即使到了今天，我也不认为修改条约是错误的；当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议论颇为盛行，说它会使日本卷入美国的核战略并发生战争；但看一下此后的历史就可以知道，托安全条约的福，在远东的和平与安全问题上，以最理想的形式起了保障作用。”岸信介显然认为正是由于他在60年划定了边界才使得日本人民此后过上了安康的生活，的确，在经历了疯狂的“全民倒岸”运动后，在日本人民内心“爱憎分明”的火苗被彻底点燃后，不仅是“妖怪”，估计全世界的观察者们都已经发现，其实这个国家的人已无所谓“美日安保条约”具体签了些啥了，也无所谓是你自民党当权还是其他什么党当政了（这保证了岸倒台以来自民党政权的超高度稳定），因为自从有了“安保条约修改”这档子事，受“妖怪”能量的感召，日本人民想做的事就变的唯一而简单，那就是：泣血枕戈、自强不息、“大刀向螃蟹们（独裁者）的头上砍去”！
《自强不息》 万里雪 红腹锦鸡与东京市中心卫星地图 合成影像
天蝎座的图腾标志是男性生殖器，而星座符号则是一只翘着尾巴的毒蝎子。对于那些敏感于“天蝎”或“妖怪”能量的人和国家而言，除了由最深刻欲望所带动起来的无限动力和澎湃热血以外，大概也只有处于恋爱中或者复仇状态中的毒蝎（尾巴上翘），才能以它们最强烈的爱和最强烈的恨的最强烈精神能量，激发起那么多人的奋笔疾书拼命灌水上街咒骂乃至自我勉励发愤图强的动力。当我们回顾整个日本的近现代历史，有多少回日本领导人可以像岸信介这般，激励起数以千万的人口上街游行，可以将原本由于战败的打击经济的崩溃自然灾害的爆发而变得死气沉沉对未来充满迷茫毫无动弹之力的人，一个个的从家里学校里工厂里驱赶出来，让他们充满激情地高呼“天皇万岁”或者“总理下台”的口号？又有多少回日本领导人可以“活脱脱如天狗”一般，以个人喜好为由而罔顾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认同和国家长远的发展需求，坚决地对一衣带水与日本有着莫大关联的中国说“不”，并进而将全体日本人民带入到一场以“明治维新”或者“收入倍增计划”为幌子的，其实就是全程高能、全程发疯、全程鸡血、全程歇斯底里的所谓“政治／经济高度成长模式”中？
只—有—天—蝎—座！
天蝎座的极端，一方面可能与最高度的敏感所带来的剧烈反应有关，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冥王星主导下的生命的转化和蜕变，必须有赖于对死、或者对类似死的最极端经验的体验。这种体验在日本人民的视界里其实并不算陌生，因为每年他们都看着自己心爱的花轰轰烈烈地生、从从容容地死，但当“樱花祭”不再仅仅停留于人们的视觉经验，而是，当每个日本人都如同那片片花瓣一般在妖风的鼓吹下飞舞上天，然后边飞边舞边吐血的完成一场接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祭祀演出，然后突然有一天，几乎毫无征兆的，风止了花落了演出结束了活动终了了，人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一般摔在了舞台上打再多鸡血也都无感了，此时此刻，日本人民是否也能做到像他们欣赏的花那样从从容容地死掉拉倒，或者，像天蝎人那般，因饱尝了人生的高低起伏阅历了生命的最深刻内涵而获得了转化迎来了蜕变？80年代末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在一大片死掉的人当中姿态从容者较为罕见，而侥幸活下来的，其中也只有极少数人会“转化”地想到：当年那只“妖怪”折腾出那么大的动静，搞出那样一个让人只记得群情激愤却忘了具体写了什么的“条约”出来，难道果真藏了什么要命的东西在里面……由于“条约”规定了美日必须互相扶持，所以当1985年美国感到日本经济的发展已经影响到了它自身经济的发展时，便断然要求日本签订下“广场协定”，这直接导致了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并由此进入到“失落的二十年”。
当然，关于“广场协定”与日本“失落的二十年”间的关系不过是日本学术界部分人士的推断，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讲，日本自1990年以来经济的极速萎靡、人气的迅速消沉其实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可能令人感到细思极恐的缘由。
柳田国男老早便将这点缘由呈现在他的《日本昔话》中：
从前，日向国有个名叫三弥的大富翁，当年他还是个穷货郎的时候，有个夏天，他和朋友两人一起翻山越岭去偏僻的高千穗村。天气实在太热，于是两人决定休息一阵。朋友立刻睡着了，三弥却还醒着。只见一只蜜蜂从睡着的朋友的鼻孔里飞出来，向远处的山那边飞走了。三弥觉得奇怪，又过了一会儿，那只蜜蜂飞了回来，再次飞到朋友的面孔附近，然后就不见了。这位朋友醒来后对三弥说：“我刚才做了个非常稀奇的梦。梦见好像就是这附近的山里，走着走着就看到一处山谷，里头有满满一山谷的黄金。”三弥说：“真是个好梦！能不能把这个梦卖给我？”“梦能有什么用呢？你说瞎话吧。”朋友说。于是三弥就送给朋友他喜欢的酒之类的东西，把那个梦买了回来。过了几天以后，三弥一个人又回到那个地方，每天拼命地在山中四处搜寻，终于找到了那座名叫外录的金山。那座山仅在三弥在世期间，就挖出了如梦中所见的那么多的金子。三弥转眼间变成了九州最大的富翁。不可思议的是，他死了以后，立刻发生大地震，那座山也被震塌了。如今那里变成了一汪水潭。
